立宪党导制是立宪民主集中制吗
曾繁摘要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外部矛盾内部化解决方式”。民主集中制不代表没有竞争，相反，这种外部矛盾内部化竞争的解决方式，同样还符合庇古经济学原理，是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民主集中制来源于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没有民主的集中属于专制，没有集中的民主属于无政府主义。对照宪政的价值原则，民主集中制非常简明地界定了赋权的边际量。年5月，中国模式的讨论开启了整个社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对经济学有了一些了解，产生了兴趣。同时，也体会到学界和社会的焦虑：对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解读，一方面，认识到中国社会还存在很多体制问题，作为中国模式的理论推广没有底气；另一方面，沿用西方已有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一个需要合作的职业，只要作出恰当地阐述，几乎古典经济学传授的所有内容都是正确的，但他们相互批评时除外”。立宪党导制已经作出这种“恰当地阐述”，我在接受这个理论体系的同时，提出以下观点供参考。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艰巨复杂特点，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现在的成就。立宪党导制作为一个新的理论架构，采用实效主义的方法研究这种实际存在的二元政治结构，理清了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并通过立宪限制和规范党的领导。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认识到需要更深入的理解和丰富三个方面的内容：1）为什么现代社会需要适度赋权？国家主义与社会自治是否存在权衡取舍关系？2）在什么情况下，党导民主制优于多党竞争民主制？党导民主制更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3）怎么理解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之间的“楼梯”？社会内容的增加致组织结构横向跨度（社会自治）和纵向层级（国家主义）增加社会内容是一个社会的特定时期，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总和。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贫且弱的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社会内容更多，要解决的问题更复杂。因此，需要控制跨度更大、层级更多的社会（组织）结构来完成，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的二元政治结构。在组织结构的设计中，我们需要权衡取舍跨度和层级。同样，对于集中和民主，我们也需要权衡取舍，找到其中的平衡点，这就是赋权的程度。柯华庆教授在《我们人民：科斯的国家主义视角》中提到，“经济学的假设是个体主义，但是规范经济学考虑问题一直是封闭性的团体视角，也就是说，经济学是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去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研究市场的缺陷和失败，达到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另一方面，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决定人们的封闭性思维只会从个体到集体、从集体到国家、从国家到国际，而不是相反”。因此，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都可以在不同条件下视为封闭性的团体，而在它们的相互性考虑中，表现为民主和集中的对立统一。我们或可理解为，创建一种成功的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在自由放任和国家控制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同样，创建一种成功的政治体制的关键在于在民主和集中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秦灭六国之后，统一了文字、度量衡、货币、车辙。简单地说，就是知识、金融和交通，它们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分类为公共物品或公有资源，这是为了实现国家主义的第一次成功的适度赋权。但是，由于没有自治的传统，当时的组织结构控制跨度一直保持在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农耕文明。最近发生在英国的脱欧公投，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思考。在近现代，英国为世界贡献了西方宪政理论和自由经济学说，两者都是站在个体主义角度提出的自治理想。同时，谨慎地对待国家主义需要适度赋权的侵蚀。当欧洲一体化面临金融和政治抉择的时候，这个熟透了的文明犹豫了：英国是欧洲的英国？还是世界的英国？世界正在向区域经济合作方向发展，在主权国家之上，正在逐步形成以区域为特征的“文明国家”形态，英国也不能够跳出历史的选择，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对于20多万平方公里的工业文明国家，组织结构不需要增加竖向层级，只要增加横向的控制跨度（自治传统）。而现在，英国更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对欧洲自治？还是对美国自治？还是对世界自治？“文明国家”有不同的目标和结构设计，美国通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同构完成二元结构实现组织结构最大化，中国通过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的同构完成二元结构实现组织结构最大化，目标、结构不同，制度设计也就非常不一样。论证党导民主制优于多党竞争民主制是中国共产党为先进党的前提亚里士多德根据“谁统治”和“为了谁”将政体分为六种：由一个人、一个小群体和多数人掌握权力，在每一种情况下，统治者又可以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和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分别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的，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变体。比较多党竞争民主制与党导民主制运行的实际效果主要看其在产生思想、输出价值和实现共和方面的表现。强世功教授在《如何探索中国的宪政道路》中谈到，“多党竞争民主制中的政党不是主权者，另有一个专业化的司法机构拥有主权性权力”。多党竞争民主制中的政党在产生思想方面竞争激烈，在整合思想并转换为输出价值方面，则不是其重点。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在西方社会，各类经济学理论能够产生出来并贡献给整个人类。另一方面，由于理性自利原则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对这些理论的整合后转换为价值输出却不理想。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表示，“美国的军工系统在知识创新方面比整个美国的私人企业做得更多”。美国的军工技术转产民用，为市场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说明了知识产品不完全适用市场化运作符合经济学原理。在“集体的非理性”作用下，社会选择了自由放任的思想，由于资本的逐利特点，导致制造业投资下降，这种思潮同样也影响到了中国。英国的脱欧公投也是一个价值输出不成功的案例，而美国总统年大选则反映了实现共和越来越困难，多党竞争制发展为事实上的两党竞争，且理念越来越趋同。近十年来，共和党精英推行的亲市场化举措，民主党全盘接受。而本次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和桑德斯在反市场化方面又非常接近，两党竞争的意义模糊，输出价值左右摇摆。多党竞争政治不是多党的团队结构，而是寡头政治。通过竞争选出的执政党，不是全民的政党，仅仅能够凝聚部分群体的利益，不能凝聚整个社会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多党竞争政治存在并且良好发展，主要得益于西方社会拥有一个较大的中产阶级队伍，有一个内部矛盾外部化解决方式的社会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多党竞争政治是西方近现代历史选择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多党竞争民主制的基石“理性人假设”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法律经济学的基础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以实现帕累托效率和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为依据，而这两个依据也正在受到东西方社会现实的挑战。在某种情况下，交易的总收益小于第三者总成本成为可能，交易中的强者有不理会产权界定的激励。因此，多党竞争民主制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同样需要发展创新。党导民主制中执政党的“主权者地位”和“价值输出”目标是历史形成的。试想一下，在多年前，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本土文化无法解释现代化问题，更不要说在短期内从自身文化中产生现代化思想。按孟德斯鸠的标准，只有借助高尚的品德，使贵族与平民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平等地位，才能组成一个巨大的共和政体。这个共和政体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即使放在现在，仅仅依靠道德和民主，也不可能实现。比如，部分在网络上追求“民主”言论犀利的人，在现实生活（公司）中却不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奉行“不能改变环境，那就改变自己”的信条。这就说明，网络表达是平等的，现实生活是有层级的，在现实生活中简单地追求民主会碰得头破血流，需要用“集中”来保护不同层级之间的民主权利。强世功教授在《如何探索中国的宪政道路》中提到：“福柯的微观权力观有助于我们打开宪政研究的视野，不仅仅要白癜风照片初期白癜风治的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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