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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诸多窑口瓷器见证黄泗浦遗址是一处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实物资料
●唐代寺院建筑基址与佛教相关遗物的发现为研究鉴真东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资料
遗址概况▲发掘区航拍
黄泗浦遗址位于张家港市杨舍镇庆安村与塘桥镇滩里村交界处，现北距长江约14公里，西离张家港市区约3公里，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31°55′6.50″，东经°36′45.15″。遗址于年11月考古调查时发现，因黄泗浦河纵贯遗址核心区域，故名黄泗浦遗址。
年12月至年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博物院联合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张家港市文物局和张家港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先后对遗址进行了7次考古发掘，共计发掘面积约平方米，揭露了众多南朝至明清时期，尤其是唐宋时期的遗存，发现有房址、河道、仓廒、水井、灶址、灰坑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瓷器、陶器、铜器、铁器、木器、骨器等生产生活器物和标本。诸多遗迹和遗物的发现，显示了黄泗浦遗址为长江下游唐宋时期一处重要的港口型遗址。
主要收获从年至年，黄泗浦遗址先后进行了7次考古发掘，总发掘面积约平方米。截至目前，共揭示房址33座、灰坑处、灰沟65处、水井65口、灶址13座、道路7条、桥基3座等遗迹，出土了陶器、瓷器、铁器、石器、铜器、木器、骨器等器物和标本约件。
考古确认黄泗浦遗址为唐宋时期繁华的港口集镇在遗址东区、中区和西区均发现有唐宋时期遗存，而以遗址东区做的工作最多，揭示有唐代河道、宋代河道、宋代木桥和石构件等诸多遗存，出土了来自全国众多窑口的瓷器。
唐代河道
▲左上：唐代河道G41（西-东）右上：唐代仓廒F23（东北-西南）左下：唐代房址F20（南-北）右下：唐代灶址Z7（西北-东南）唐代河道自西向东分别在ⅠT、09T1、ⅠT等探方内进行了揭示。在09T1内的河口宽度约为25米，向东时其南岸不断增宽呈喇叭状，在ⅠT等探方的河口宽度为31米。河道最深处约2.2米。现存唐代河道东侧与现黄泗浦河交接，向西行多米后拐弯往北，与其他古河道交汇。在河道堆积中包含有大量陶瓷片标本，有宜兴窑、长沙窑、越窑、邢窑和巩县窑等，在位于IT探方内的河道底部还清理出一大堆成串的“开元通宝”铜钱，应为其时舟船上遗落。
宋代河道
▲宋代河道（ⅠT等探方，东-西）
在方桥以南和以北对现黄泗浦河进行发掘。方桥为一座清代乾隆年间重建的单孔石板桥，桥洞宽为5米多，桥下即为还在流淌的黄泗浦河。通过发掘和勘探，明确了揭示出的宋代河道与现黄泗浦河道走向大体一致。在方桥以南ⅠT等探方揭露面积约平方米，河道河口宽约51米，河底最深处距河口约4.5米、距地表约5.5米。在河道底部揭示出厚达1米可细分三层的使用时期文化堆积。该堆积包含大量的砖瓦、瓷片、铁钉、蚬壳、动植物遗存等。通过对该层堆积的探沟清理、土样漂洗，从漂洗出的瓷片和铜钱看，河道的开挖年代不晚于北宋，一直持续沿用到南宋，未见晚于南宋的瓷片和铜钱。
方桥以北ⅠT22及后期扩方等揭露面积约平方米，揭露的河道形制与南面的河道基本一样，河口宽度、深度基本相当，并且同样在河底布满了砖瓦瓷片堆积。所见不同的是，在河道底部遗留有相当多的可以修复的瓷器和陶器，在河底表层还清理出三个人头骨及一些肢骨，河底南部分布有较多的石构件。此外，在T22的区域内还发现有较多的木桩，呈东西向分布于河底，在河中心偏东部位尤其密集，推测此处可能与桥梁的木地钉有关。
经过勘探，方桥以北T22等探方内的古河道向北逐渐变宽达到90多米，其后向东拐弯后再向北进入古长江口。黄泗浦无疑是唐宋时期江南地区入江的主干水道之一。
宋代木桥
▲宋代河道内的木桥遗迹（南-北）
宋代木桥遗迹位于方桥以南的黄泗浦河道即ⅠT、ⅠT、ⅠT等探方内。该遗迹横跨河道，偏东部位为现代疏浚河道所破坏，在河底保存有8道长基槽，基槽之间近乎等距，其中6道基槽放置有长横木，在横木两端及两侧还有若干个木桩。横木上一般凿有四个榫口，中间两个不见楔子，且相对倾斜。两端的榫口中，大部分有上小下大的楔子。通过解剖，发现在楔子下面垫有砖块或木块。横木端部两侧的斜向木桩的走向，均挡在横木上方，有的在榫眼的正上方，由此可知在横木两端的榫眼，是用于贯通横木的地钉，并没有向水面上方延伸（并没有形成桥柱），而仅作为地钉使用。由此从整体遗迹的分布、榫眼的结构大体可以复原出该木桥为栈架式木桥。横木基槽开口于G53（17）a层下，打破G53（17）b层，可知木桥的年代当不晚于G53（17）a层的年代。从漂洗出来的铜钱和瓷片分析，木桥的年代应为南宋时期。从送去BETA实验室的两块木桩标本测年数据来看（hspzqw1：（95.4）～calAD和hspzqw2：（95.4）～calAD），基本上也是落在南宋纪年期间，与考古分析的年代比较一致。这种在河底铺设横木的栈架式木桥以往在考古中极其罕见，该类遗迹为中国桥梁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资料。
宋代石构件
▲部分石构件
位于方桥以北ⅠT22及后期扩方南部的河道底部，总数约45块，向南还延伸进隔梁内。形状为长条形、正方形、楔形、圆柱状、三角形等，加工规整，其中有3根石栏杆，一根为多面柱状上端雕有莲花瓣，一根为方形柱状上端雕有莲花，中间有榫孔，一侧阴刻瘦金体“用功匪易各宜爱护”8字，另有一根为抹角方形柱状上端雕刻狮子像，下端有榫卯。此外，在石构件群西部有两个石构件，一件是长方形较厚重，一端为圆弧状，一侧有若干凹槽。另外一件是长条石，两端有凸榫卯，一侧平面阴刻‘西南三’文字。从石构件的层位来看，这些石构件的年代不早于南宋。从这些石栏杆、楔形石等形制来看，可能是石桥上的组成部分，该区域可能还存在有一座石桥。由于揭露的面积有限，石构件的具体性质有待进一步的考古确认。
出土瓷器
▲唐代河道（G13）出土遗物
▲遗址出土唐代器物（1-3.长沙窑；4.巩县窑；5、6.越窑）▲遗址出土宋代器物（1.耀州窑；2-4.景德镇窑；5.龙泉窑；6.越窑）遗址中出土了众多南朝至明清时期的瓷器和标本，其中以唐宋时期的为大宗。
窑口种类相当丰富，来自全国诸多窑口。初步统计，隋唐五代瓷器有洪州窑、长沙窑、越窑、巩县窑、邢窑、寿州窑、宜兴窑等窑口，器形以碗、钵、罐、壶、盏等为主。宋代瓷器窑口有耀州窑、繁昌窑、吉州窑、越窑、钧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魁岐窑、奇石窑、建窑、婺州窑、浦口窑、东张窑、义窑、磁灶窑等。遗址中出土的泉州磁灶窑章鱼纹大盆，在韩国开城也见有出土，有力地说明了黄泗浦遗址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来自全国各地众多窑口的产品汇聚于此，充分说明了黄泗浦遗址其时的社会繁盛和对外交流活动的频仍，真实再现了黄泗浦港口的繁华盛况。
首次在江南地区揭示了唐代寺院建筑基址▲唐代大型院落遗存（北-南）
唐代寺院建筑基址位于唐代河道的南侧，目前揭示有方形房址（F20、F28）、长方形房址（F19、F29）、长排房（F18）、仓廒（F23）、灶坑（Z7、Z8、Z9、Z10）、水井（J9、J14、J32、J62、J63）等遗迹。其中，F28、F20、F18从南向北呈中轴线布局。在ⅠT内发现有一段同层位的砖墙（Q11），该处应为寺院的北界，再往北即为唐代河道。F19墙基保存较好，北侧尚存廊房相连；其西为仓廒类遗迹F23，由分布密集的磉墩组成，东西成排、南北成列，揭露面积约平方米；F19东侧发现较多灶址，分单口灶和双口灶，这些灶址的灶壁均以青砖垒砌，有的灶膛还以青砖铺就，其中Z7保存较好，西有较大的操作间，东为两口直径在1米多的灶坑，灶坑南北两侧发现有对称的柱洞，灶的上方应该建有工棚类房屋；另外，在F19廊房两侧还清理有J9、J14、J32等唐代水井遗迹。
F18位于F19南侧，为坐北朝南的长排房，共有7间，每间房址面积基本一致，约为17.1～18.36平方米，前有走廊；往南为方形房址F20，面积约44平方米；再往南约30米揭露有方形房址F28，在F28前面有两道平行长为4米的基槽，推测可能为房址前台阶的边界。F28与F20中间地带由于揭示有较多的宋代时期房址和水沟等，目前尚未往下清理至唐代层位。从布局来看，F28、F20和F18整体处于中轴线布局上。
▲与佛教相关器物（遗址东区出土上排为唐代河道出土）▲与佛教相关器物（上排为遗址东区出土，下排为遗址西区出土）在唐代寺院建筑基址及唐代河道等区域范围内出土了较多与佛教相关的器物和构件，包含石佛像背光、石刻佛像、莲纹方砖、莲纹瓦当等遗物；宋代遗迹中出土有石天王雕像、陶佛塑像、青釉剔花莲瓣纹碗、莲纹石刻器座等佛教遗物。
查文献资料，《重修琴川志（宝祐）》载：“净居院，在县西北八十七里庆安镇，梁大同二年建为尊胜，宋大中祥符元年赐今额”。《吴郡志》记：“净居禅院，在常熟县西北八十七里，旧为尊胜禅院。始于梁大同二岁，唐会昌五年废，大中初复兴”。《常昭合志》载：“宋咸平六年重新之”。《海虞别乘》云：“寺有瑞石像，铭曰：素台月举，腾光于梵室；妙趾神行，布武于椒殿。”这些文献都说明了庆安镇上有始建于南朝梁的尊胜禅院，经唐代后，在宋改名为净居禅院。
从院落的中轴线布局，周围出土的佛教相关遗物，结合文献中对唐代和宋代寺院的记载，基本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发掘的这处唐代院落应是寺院建筑。
▲宋代铭文砖（明代桥墩内出土）铭文1：祝延皇帝萬歲保國安，释迦如來舍利寶塔，民捨錢施主悉當成佛铭文2：祝延皇帝萬歲重臣千秋，释迦如來舍利寶塔，國泰民安兵戈永息
此外，在方桥东西两侧清理出了明代时期的桥墩。其中在东桥墩内填塞了较多的铭文砖残块，经拼合，可以看出在砖面上模印有左中右三列文字，分两种表述：一为“祝延皇帝萬歳保平安释迦如来舍利寳塔民捨钱施主悉當成佛”，一为“祝延皇帝萬歳重臣千秋释迦如来舍利寳塔國泰民安兵戈永息”。这些砖有的为长方形，有的一端为半圆形。从铭文的风格来看，与南京大报恩寺遗址长干寺中出土的比较一致，也应是宋代时期的遗物。这些铭文显示了遗址应有宋代时期的寺院，可能还建有寺塔，铭文砖是寺塔上的建筑构件。
“黄泗浦”与海上丝绸之路“黄泗浦”三字，最早见于日本真人元开撰写于公元年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其中比较明确地记载了鉴真和尚第六次从“黄泗浦”东渡日本的过程。“（鉴真）和尚于天宝十二载十月［十］九日戌时，从（扬州）龙兴寺出，至江头乘船……下至苏州黄泗浦……十五日壬子，四舟同发，有一雉飞第一舟前，仍下碇留”。这段文字表明，鉴真和尚从扬州到了黄泗浦，在黄泗浦停留了近一个月时间，最后从黄泗浦出海东渡。日本研究鉴真的权威学者安藤更生认为“（鉴真和上）乘船驶往苏州黄泗浦港。因为清河大使一行，正在黄泗浦系船以待……在唐代，遣唐使船却似乎多次途径此地。宝龟九年（）遣唐使船舶也曾到过这里……黄泗浦这个地方，不仅是鉴真，也是迄今唯一可以知道的遣隋使船舶出发和到达点的遗迹。”（安藤更生：《鉴真和上》，日本历史学会编集，吉川弘文馆发行，年。）
通过扬州城与黄泗浦出土文物的比对，可发现二者间存在有较多的相似物。此外，黄泗浦遗址出土的双系扁壶，造型与西夏灵武窑扁壶接近，纹样为磁州窑的大风格，应可作为“海丝”的重要见证物；遗址出土的磁灶窑章鱼纹大盆与韩国开城出土的一致，亦可作为从泉州港发货，经黄泗浦转运，最后销往韩国开城的重要物证。
黄泗浦不仅汇集了全国诸多窑口的瓷器以转运海外，同时作为遣唐使的经停地，起到了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重要作用。结合文献记载，依据安藤更生的考证，可大体勾勒出日本遣唐使于盛唐时期的来回路线：（出发自）日本→（明州）→黄泗浦→扬州→洛阳、长安，（返回自）长安、洛阳→扬州→黄泗浦→出海→去日本，唐代黄泗浦的重要节点地位凸显其中。
价值与意义黄泗浦遗址自年调查时新发现，历经十多年考古工作，揭示出众多的遗迹，出土了大量陶瓷器和标本，显示了黄泗浦遗址是长江下游港口型遗址的重大发现，为唐宋考古提供了全新的重要的考古学资料。同时对研究古长江口的历史变迁、长江下游的港口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及海上丝绸之路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发掘，基本理清了古黄泗浦河的结构，了解了河道开凿、疏浚、使用和废弃过程。揭示的唐代河道，其向东近现黄泗浦河处的宽度达到了30多米，往西的河口宽度基本在25米左右，应该还不是唐代时期的黄泗浦港所在。宋代时期，对黄泗浦进行了多次疏浚、拓宽，揭示的河口宽有50余米，河道深度有4.5米。根据勘探，方桥以北的河口达到90多米。应是文献记载中的“宋时为滨江大浦”。宋代之后，随着长江入海口的不断东移、黄泗浦自身的泥沙淤积等自然因素，以及战乱、疏于管理等人为原因，黄泗浦古河道逐渐於塞。考古发现的明代桥墩内侧间距24米，重建于清代乾隆间的方桥桥墩内侧间距为5米多，可见黄泗浦由大浦逐渐於塞为一条小河。
遗址中出土的诸多窑口瓷器见证黄泗浦遗址是一处重要的贸易集散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实物资料。
唐代寺院建筑基址与佛教相关遗物的发现为研究江南地区唐代寺院的结构提供了新资料。作为长江入海口南岸的一个重要港口型集镇，黄泗浦遗址不仅是目前唯一可知的唐代日本遣唐使舶发着地点的遗址，更见证和参与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鉴真不惧艰难险阻六次东渡日本弘法传律，在深入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促进中日友好长期合作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南京博物院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张家港市文物局执笔：钱峻高伟田笛车亚风孙天华周润垦）
编辑：韩旭川
审核：王龙霄
本文刊登于年12月20日《中国文物报》第7版投稿邮箱：wwbkaogu.转载请注明：http://www.jingdezhenzx.com/jdzjt/10368.html
